[转帖] 郭沫若归国抗日的第一功臣郁达夫

                                                       郭沫若归国抗日的第一功臣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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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6-17 8:32:59]


作者：李贤哲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历尽艰辛回归祖国，这应归功于他的好友郁达夫。正是这个郁达夫，通过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等人与蒋介石斡旋，终于说服蒋介石同意郭沫若归国。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担任国民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由于反对总司令蒋介石,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受到通缉。在周恩来安排下,于1928年2月东渡日本,隐居于东京附近的市川市。市川虽然属于千叶县,但与东京只隔一条江户川,实际上是东京的郊区。为了安全起见,郭沫若以他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安娜)的姓氏在这里安家,孩子也以母姓入学。那时全家的生活费,全靠创造社每月资助的100元钱。这100元钱由创造社按月交给在上海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寄到东京的好友小原荣次郎再转交给郭沫若。1928年7月底,因小原涉嫌走私,被东京警察拘留。警察从他家里抄出了给“左派要人”郭沫若的信件,郭沫若为此被拘留审讯了三天。自那以后,郭沫若一家一直在日本便衣警察的监视下生活。1929年2月,创造社被国民党当局查封,郭沫若的生活费断了。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卖文为生。艰苦困难的生活玉成了他,在勒紧裤带的日子里,郭沫若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汉字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一系列学术著作,为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珍贵的财富。郭沫若并没有钻进故纸堆里就出不来。当年驰骋北伐战场的“戎马书生”依然关心着祖国的革命事业。他经常受爱国留学生之请,到东京去演讲,为他们办的刊物题字写诗撰文,积极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部的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郭沫若从报纸上看到祖国的锦绣河山一块又一块被日本铁蹄蹂躏,人民流离失所,他不禁痛心疾首,无限悲伤,恨不得身生双翼,飞渡关山,回到祖国,再次投笔从戎,抵御外侮。可是,处处有人跟踪,插翅难逃,要想归国,谈何容易。
        1937年大规模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郭沫若更是日夜为祖国的安危焦虑不安,他多么想早日回归投入神圣的抗战洪流呵!
        郁达夫是郭沫若的好朋友,也是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班同学,他认为“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让郭沫若归国的最好机会。
        当时他担任福建省政府委员,极力向省政府主席陈仪说项,当他讲到郭沫若研究历史和古文字的新成就时,陈仪流露出对郭沫若的敬重之情。郁达夫趁机请求陈仪向南京国民政府提议,允许郭沫若归来,陈仪满口答应。陈仪是赞成国共合作的,他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出现的新形势很满意。不久,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陈仪乘蒋介石召见征询对日方针之机,提出让郭沫若回国的建议。蒋介石想起了郭沫若在1927年4月发表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明确指出:“蒋介石已经不再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蒋介石对那尖锐的措词,无情的鞭笞刻骨铭心,自然不会答应。但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呼声中又不好一口回绝,便岔开了话题。
        陈仪回到福州后,并未甘心作罢,一方面以省政府主席的名义致电蒋介石,正式呈请当局让郭沫若回国,于是这个提议被列入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另一方面,他又采纳郁达夫的意见,与积极主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要员邵力子、何廉、张群等人取得联系,请他们向蒋介石疏通,但仍无结果。这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忽然想起一件事:郭沫若因研究古文字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受到了日本前首相西园寺公望的宴请。张群年轻时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知道西园寺公望虽然在1913年宣布隐退,但仍以三朝元老的身份参与政事,常在内阁更迭或处理重大问题时出面进行裁决。郭沫若与这样重要的日本上层人物有了关系,现在中日对峙,可以利用郭沫若做点工作,应请他回国来。在庐山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张群向蒋介石提出此事,蒋介石还是怎么也不予答应。
        郁达夫见久久没有下文,十分焦急,这年4月底向陈仪请假去南京、上海、杭州活动。恰巧这时候蒋介石的“文胆”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在杭州养病,郁达夫得知这一消息立即赶到杭州,通过一位浙江籍朋友的引见,拜会了陈布雷,请他帮忙疏通,让蒋介石同意郭沫若回国。由于郭沫若是受通缉的“钦犯”,事关重大,陈布雷不敢贸然答应,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一副“政府严正立场”的面孔,这使郁达夫大失所望。随着国共合作的趋势越发明朗化,本来就非常赞赏郭沫若文才的陈布雷,后来竟主动向蒋介石进言了。陈布雷找了个机会,将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巨著抱到蒋介石面前,说郭沫若为国争光,这些书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价值很高,请求蒋介石摒弃前嫌,撤销通缉令,让他回国。蒋介石随手翻了翻书,不置可否。陈布雷又进一步劝道:“郭沫若是日本通,我国抗日理应借重他。”这句话打动了蒋介石,终于同意了。
        5月16日,蒋介石手谕行政院政务次长何廉,允准郭沫若回国。何廉立即将这消息电告陈仪,请陈仪转告郁达夫,并征询郁达夫的意见。陈仪见自己的努力有了结果,非常高兴,马上派秘书蒋守谦去找郁达夫。郁达夫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取消通缉令,二是迅速汇旅费到中国驻日大使馆转交郭沫若。陈仪将这两条电告何廉,蒋介石看后都应允了。郁达夫受命先后向日本发出两封航空信,将国内的情况告知郭沫若。接着,陈仪又以私人名义两次致电致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请他务必认真帮助郭沫若秘密离开日本回国。郭沫若收到郁达夫的两封信,喜出望外。